元始四年（公元4年），王莽成为宰衡，王莽的治国理政也掀起了新的**。

这一年，王莽提议在长安城的南郊，兴建西周时期的明堂、辟雍和灵台，大力推行礼乐制度。

明堂最早是周朝时的前殿，传说其形制由周公所立。

《礼记》中记载，周公在明堂接受诸侯的朝见，制定礼乐制度，颁布度量标准，从而使天下大服。

明堂因此被称作“天子之庙”，可以上通天象，下统万物，是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，用于皇帝宣明政教，接受朝觐，祭祀天地和祖先。

辟雍，最早是西周天子设立的大学，为天子的学堂。

王莽修建辟雍，建立国立太学，用以讲学论道、推广礼乐制度。

汉武帝时期，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，就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，教化民众。

现在，王莽为了推行儒学礼制，不仅效仿前人，还采取了一些看上去很现代的做法。

王莽发布政令，征召天下精通儒学的士人来长安进行交流，并把交流的内容让朝廷记录在案，用来修正民间的错误观点，统一各种不同的说法。

王莽还下令找寻佚失民间的《乐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毛诗》《周官》等各类儒家经书、以及涉及天文、图谶、钟律、历法、兵法等文字，由官方收集校对，整理成书。

王莽在太学开设了《乐经》课程，补齐了儒家“六经”，并增加教学的博士名额，保证每一种经书都有五人教授。

王莽还在长安修建了一万余间学生宿舍，广招天下读书人进京学习，由此更得天下士人的推崇和拥戴。

王莽又建设国家级灵台（天文台），用以观测天象，预测吉凶，这在当时信奉天命的社会中，深得民心。

王莽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长安建立商品交易市场，并由政府建立国家储备粮仓。

王莽把它叫做“常满仓”，用来在备荒救灾时，保证社会上的粮食供应，调节市场粮价。

用现在的说法就是，运用市场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，稳定粮食市场价格。

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，政府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，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，政府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。

这颇有些市场经济的味道。

但这并不是王莽首创。

汉武帝时，大臣桑弘羊创立平准法，通过官方收售物资，平抑市场物价；

到了汉宣帝时，宣帝刘询以严刑峻法打压奸商欺行霸市，大臣耿寿昌建议宣帝，把平准法用于粮食收储。

国家建立粮仓，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，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太大损害，稳定农民种田的积极性。

汉宣帝同意了耿寿昌的建议。这个在当时被称作“常平仓”制度。

因此，“常满仓”是王莽的叫法，实际上就是“常平仓”。

王莽做事喜欢标新立异，常常会把原有的东西改个名字，包装一下推出来，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现存的问题，更有利于其党羽的舆论宣传。

王莽自诩德行天下，因此，在施政过程中，更加重视那些在百姓中有影响力，能够快速提升自己名声的事情。

当时黄河常年泛滥，王莽便在全国征求能够治理黄河的人才，共有一百多位来到长安，与朝廷相关负责的官吏研讨解决方案。

大家提出很多不同的建议，但王莽并没有为此派出专人详细考察，论证其可行性。

也许是王莽事情太多，抑或主管人员办事不利，最终只是做了些表面文章，营造了社会舆论之后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
不过，不管王莽出于怎样的沽名钓誉，他推出的一些政策，对当时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是无法抹杀。

眼看着国内一片祥和，人民生活安定，王莽又把眼光移向了海外四方。

王莽通过重金赏赐的方式，笼络海外各国，意图重现周公当年制礼作乐，万邦来朝的盛况。

最早王莽让东边的越裳氏进献白雉，博取了安汉公的称号。

第二年，王莽又通过怀柔的手段，让位于南中国海一带的黄支国派遣使者来到长安朝拜，进献犀牛，以炫耀自己的威名和德行远播海外。

王莽为了表现他的教化之功，还让使者暗示匈奴单于，只要上书改名，便能获得汉朝优厚的赏赐。

西汉人们起名，为了方便和避讳，一般使用单字，王莽把这一点作为礼制确定了下来。

汉平帝原名叫刘箕子，王莽把平帝的名字改成了刘衎。

当时匈奴的单于是乌珠留单于，他姓栾提，名囊知牙斯。

乌珠留单于听了汉朝使者的话后，贪图西汉的钱财，便上书汉朝说：

“我有幸成为汉朝的藩国臣属，对汉朝的礼乐制度十分喜欢，因此，把我的名“囊知牙斯”改为单字“知”，姓名改为栾提知。”

王莽为此非常高兴，奏报太后后，派使者到匈奴答谢，给了匈奴单于丰厚的赏赐。

当时的西汉朝还算是国库充盈，王莽也因此能把施政改革做得得心应手，风生水起。

用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来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。

两千年前，这句话早被王莽使用得炉火纯青。

王莽一面任意消耗着西汉王朝两百年来留下的财富和国运；

一面又使用各种迷之手段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不徇私情，为国受命，德才兼备，为民着想的人物，犹如周公在世。

王莽受到了天下人的拥戴，成为西汉王朝危难之时的救世之主。